今年楊安澤Andrew Yang將參選紐約市長，接著韓國京畿道知事(省長)李在明，如無意外，亦必然會出馬競選韓國總統，這兩人鼓吹多時的「全民基本所得」(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 )，必將在近期內掀起國際政治圈的話題。

經過疫情，許多國家都有過一次性「給付現金」的紓困經驗，而且是no-string-attached(不附條件)，可以算是類似全民基本所得的大規模經驗。一年前(20020/2/22)我在本基金會發表「全民基本所得捧紅楊安澤 台灣要不要think harder」一文，重點介紹UBI的前因後果，Andrew Yang要美國think harder，那台灣要不要也think harder，或even harder。

其實UBI不是新構想，早在五十年前(1972)麥高文代表民主黨競選美國總統時，即由經濟學泰斗Tobin操刀提出每人1000美元的人口津貼，功敗垂成。主要是陳義過高，而且環境還不成熟，人類對新技術進行reskilling and upskilling的因應迅速。另一方面，政府發放全民基本所得欠缺財源，社會上也怕養成好逸惡勞的風氣，麥高文只好徒呼負負。但是2017年，許多科技大老例如Bill Gates等，支持對機器人課稅，使UBI的財源不但有了著落，還有了正當性。

2016年，瑞士曾對每月2500瑞士法郎的UBI舉辦公投未過，記得當時香港鳳凰台兩位主播的註解是無理取鬧，為此我在2016/6/19寫了一篇「全民基本所得豈是無理取鬧」，意思是全民基本所得已不是早期純烏托邦的想法，尤其面臨數位時代，實施的條件已比以前成熟，不宜再以笑話視之，而應思考如何實施的配套措施。

科技突飛猛進，經過AI、量子電腦逐漸成真的過程，單純人力微不足道，未來人類終將有一部分難以投入職場，以往的職業再教育(reskilling and upskilling)，被AI及量子電腦的強大威力，摧毀瓦解，這些被機器人取代的邊緣人力，就成為UBI優先發放的對象，至於某些所剩有限的邊際工作，也因最低工資的介入，恐將加速實現Milton Friedman所說「引進最低工資制度形同要求雇主一定要歧視低技能勞工」，變相失業可以預見。

最近鳳梨之亂，大家突然發現國內因身分別的各種補貼甚多，而且還動用龐大人力去審查是否補貼。我國不論是對人民的各種財務紓困或補助(貼)，都設有排富或身分條件，例如年所得門檻，由退休金、老農津貼、用油補貼、利息補貼、失業津貼到鳳梨補助等各種身分的補貼問題。除行政審查及管理成本過大，浪費有限的補助量能外，此種身分矛盾的歧見，也引發公平或存廢的爭議，徒增內耗，例如其他身分如家庭主婦、照顧老幼之家屬，對社會亦有貢獻，也產生如何補償的爭議。

因此前揭(2020/2/22)文章，提出藉著發放普遍性基本所得，政府可讓失業國民參與資源分配、享受自動化減少勞動需求的成果。整體而言，基本收入被認為是在機器取代人力後，能讓全體人民平均享受生產成果的最佳措施。在過渡期間，或可先採用EITC（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勤勞所得租稅減免，俗稱「負所得稅」），對勤勞工作的人，有所鼓勵；對收入較低的的受薪家庭言，也有掙脫貧窮陷阱的機會。

試想，如果1972年麥高文務實提出每人300美元的人口津貼? 如果2016年瑞士公投團體提出謙卑的800瑞士法郎UBI? 或許有機會改寫近代的歷史。

新聞出處：新世代金融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