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來，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一直是民主政治，乃至現代國家的運作基礎；2016年「創作歌手」巴布狄倫竟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初覺奇怪，但看他2000年奧斯卡最佳電影主題曲的曲名Things have changed即可明白，石器時代的思維，在數位時代勢必有所調整，文學獎自可不限於傳統思維的文字創作。至於原就不停蛻變的社會契約，針對近二十年急遽變遷的社會環境，有不同的契約內容，也是理所當然。

倫敦政經學院校長Minouche Shafik，過去兩年基於她在IMF、世銀及英格蘭銀行副總裁的經驗，對new social contract 提出不少建言，本年一月一日又在愛爾蘭有近兩百年歷史的報紙Irish Examiner發表開年專欄，名為Solving global problems will require a new social contract，或許因已多次闡述，故僅要言不繁帶過，雖然意賅但嫌言簡，以致國內媒體轉譯時，不易掌握原意。

Shafik在文中提到，新的社會契約有必要提供全體最低收入，一般譯為最低所得或最低工資，其實她是說minimum income for all，與近年的熱門話題universal basic income(全民基本所得)意思相同。與我們立法院優先法案最低工資法，則毫無關係。最近退出美國總統初選引發各方注意的楊安澤(Andrew Yang) (註1 )，最火紅的政見就是全民基本所得(註2 )。長久以來，許多人都擔心全民基本所得財源的問題，其實整併各種身分別補貼、去除各種審查成本、減少政府討好支出、強化(機器人稅)數位時代財源，應可正面思考。

Universal basic income只是新社會契約可能的一項內涵，更重要的是近二十年來，承襲全球化，所引發科技的迅速進步，已形成new social contract衍生最有利的環境。最近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供應鏈、價值鏈斷裂再重組的可能大增，世界經貿秩序、新的社會契約，都將面臨嶄新景象。在管控疫情之外，也要放眼未來，思考社會結構性的變化。

New social contract的內容，勢須反映當前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詳盡列舉當然是浩大的工程，暫就顯而易見者臚列一二 : 例如貧富的差距、知識的落差、身分的矛盾、世代的對立、經社的停滯等。

貧富差距一直是人類社會史、經濟史上的難題，至今愈演愈烈。2014年法國學者皮卡迪「21世紀資本論」更將此一問題推向極致，唯恐r>g的理論造成財富集中度愈形惡化。一般用以衡量貧富不均的五等分位法，或是吉尼係數，在台灣相較他國雖還不差，但都處於歷史高位，根據主計處統計全體家庭所得不平均度，吉尼係數雖由2009年金融海嘯時的0.345，稍稍下降至2018年的0.338，仍高於過去20年以來的數據(1997年時僅0.32)，而最高20%家庭每戶可支配所得為209.9萬，最低20%家庭僅34.5萬，差距達6.09倍。皮卡迪催生於2017年成立的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發布World Inequality Report中可看到，過去幾十年中，富人與窮人的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地幾乎都呈擴張趨勢，各國收入前10%成人的收入總額比重皆增加，而世界收入前1%的收入增長總額是後50%增長總額的兩倍，財富不平均的問題正擴大中。皮卡迪主張課富人稅，附和者不少，但如何發現富人? 在台灣依課稅資料無法發現潛藏的富人，如課富人稅，只是在現有納稅人間作重分配而已。還是應由革新稅政著手，由資金流量掌握稅源，再從稅制加強資本利得的課徵，倘捨財產交易如股票、外匯、房地之所得，而計較勤勞所得、補充保費、甚至沒有現金流的財產，能謂公平?

知識落差也是自古有之，但現代更有knowledge gap, digital divide的問題，教改有改弦易轍必要。數位時代的教育，應該提早或延後，例如孩童早熟應考慮放寛入學學齡將early childhood care後期提前倂入education，再為因應時代進步，up-skilling及reskilling更應成為終身教育甚至人生義務教育的一環。這也有助貧富差距的改善，社會競爭力的提升。

身分矛盾，此種現象在不少國家可見，例如馬來西亞Bumiputera的保障，或是某些國家新舊住民的歧見，徒增內耗。在台灣基於歷史或政治考量，也有不少身分別不同的補貼，例如退休金、老農津貼、用油補貼、利息補貼等，其中自有公平或存廢的爭議；而其他身分如家庭主婦、照顧老幼之家屬，對社會亦有貢獻，也引發是否補貼問題，自然衍生是否應有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討論，還可減少審查的行政成本。家庭主婦應否由配偶或政府取得報酬，甚至是否計入GDP，是個老問題，經濟學大師Paul Samuelson曾戲說，與女傭結婚後，因配偶免支薪，國家GDP就減少了，巧妙點出問題所在。當今面對選票產生各種身分別的補貼問題，益發值得一一檢討省思。

世代對立，當然不是台灣所獨有，試看Shafik的一段話: Older people regard the young as ungrateful for past sacrifices, and the young increasingly resent the elderly for straining social-security programs and leaving a legacy of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是不是勾動許多人的心弦? 記得2012年在立法院答訊時，我曾呼籲世代包容，也許沒有許多回響，而且包容應是相互忍讓，兩頭下手，採取對策，可惜這兩年來，只見政客著眼選票，相關問題更見激化。

經社停滯，其中至少有兩項課題，一是社會階級的流動性(social mobility)，一是收入成長的牛步。前者一直欠缺長期動態的分析，卻是社會上普遍的印象；後者除此原因外，還有經濟雙元化問題。欲求解方，以上幾項因素，恐怕都要同時考慮。

前瞻基礎建設，在數位時代，決不是鋪設軌道、築路架橋，進行傳統的綁樁撒錢而已，而要考慮new social contract。呼籲朝野應共組腦力論壇，對Foresight組構共識，至少對未來社會要有共同的期待與想像，針對數位時代不停蛻變而急待解決的上述社會問題共同討論，形塑實踐新社會契約的內容，以使盧梭之思想火花，在巴布狄倫Things have changed歌曲中奔放，A worried man with a worried mind。

註1.

依照楊安澤的想法，所謂自由紅利( Freedom Dividend)，係指18歲以上的美國公民，無論其收入或就業狀況，每人每月無條件發放1,000美元。楊安澤列舉了全民基本所得的十大好處至少可以提供人民一個固定的收入，讓人民可以較無後顧之憂去找其他的工作、遇到不好的雇主時擁有更高的議價能力，而且全民基本所得可以促進人民心靈和身體的健康、減少一般社福篩選發放的行政機關作業成本、並促進勞動市場的效益，讓人民可以找尋到更適合自己的工作。( 請參閱 )

註2.

楊安澤列舉了全民基本所得的十大好處：1.促使人民去找工作 (當前的許多福利計劃都在領取者找到工作後取消福利，有時使他們的經濟狀況比受僱之前還差。 UBI適用於所有成年人，無論其工作狀況如何，所以人民可以更自由去找工作)。2. UBI可以減少官僚主義，降低了福利的管理成本。3.增加勞工對於資方的議價能力。4. UBI增強了企業家精神，因為它可以在公司成立初期提供基本需求，並在業務失敗時充當安全網。因為每個人都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它也使您可以出售給更多的消費者。。5.可以增加人們的心理健康(因為減少了缺乏、貧窮及財務不安全感)。6.可以促使人們做更正確的選擇 (研究顯示在經濟狀況較差時，人們的智商平均會減少18)。7.可促進人們身體健康 (減少壓力、消極感)。8.可以增加藝術的增產、志工工作的擴大。9. UBI提高了勞動力市場效率，因為更少的工人被困在不合適的工作中。國民生產力將得到提高，因為人們將能夠找到更有回報的工作，從而提高工作滿意度。10.減少暴力、虐童及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改善關係。

新聞出處：新世代金融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