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展示主要國家Minimum wage時，將各國基本工資除以平均所得(Mean)或中位數所得(Median)的Kaitz Index列表，一則可觀察各國所得分配及貧富差距，並可就彼此與我們存有競爭關係的國家作比較，以作為訂定基本工資的重要依據。基本工資問題牽涉層面廣泛，但國內一直是以民粹觀點來看問題，經常以經濟成長率成長，基本工資就要同步成長，似乎太簡化問題。

中央銀行總裁楊金龍在7月12日赴工商協進會會員大會演講時，對現場上百位企業家喊話：「企業應合理替員工加薪」；楊金龍表示，面對全球經濟結構挑戰，企業可積極尋求科技方法來因應新的挑戰，且在員工生產力提升前提下，為員工「合理」加薪來激勵員工，由薪資成長創造經濟成長的良性循環，但未指明合理的範圍。蔡政府自2017年到2019年調升基本工資三次到23,000元，調幅15.45%。勞動部長許銘春於5月27日表示，今年8月中旬將再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基本工資是否會調、該調多少由該委員會決定，但站在勞動部立場，「希望朝調升的方向走」，顯然已設定目標。但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於7月12日隨即指出對於基本工資議題，認為目前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這麼低、國內生產毛額 (GDP) 成長率也不高，調整基本工資並不是洽當的時機。7月31日七大工商團體拜訪勞動部，溝通基本工資議題，會後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賴正鎰強調建議基本工資不要上調。

近5年來，本人先後寫過「基本工資是good politics？」、「基本工資要練基本功夫」、「使用自助機器 哀矜勿喜（也談基本工資）」等文，討論Minimum wage的理論與實際，對於最低工資究竟是有利還是傷害「邊際勞工」、對於國外提高最低工資後自助機器⼤量問世的現象都有所著墨。

基本工資要練基本功夫

國外的最低工資，台灣稱基本工資(類似觀念)，既稱基本，就應有基本功夫。暫不談基本工資之訂定，是否扭曲均衡價格，以政府力量，所定Minimum Wage是否調升，不必有成見，練完基本功夫，就容易看清問題。所謂基本功夫，我在不同場合曾經提過，包括：1、領取基本工資本勞的確實⼈數（如此方知本國勞工究有多少⼈受惠以及企業所受衝擊，而且在此big data時代，不宜再用1.2%的取樣推估或以明知低報的投保薪資充數）；2、基本工資與所得中位數(或平均所得)之跨國比較，以及台灣Kaitz index公式的合理化（分子不含變動給付、分母包括變動給付等）；3、基本工資提升後的追蹤研究； 4、確實了解全國薪資結構，以分析調升後的漣漪效應（ripple effect），進一步研究有無就行業、地區、年齡訂定不同標準的必要；5、其他有關基本工資制度的持續研究（不必再說GDP將成長3%，就一半1.5%算員工的）。基本功夫未精熟前，意圖擬定固定的調整公式，有如在未打樁固基的樓宇上雕樑畫柱一樣，不會長久。

媒體曾報導勞動部官員表示，審議會歷年結論，除「陳冲」曾「調整」外，其餘均依會議結論核定。此與事實不符，行政院在民國101年答覆勞委會文件中並未「調整」審議會結論，相反是接受審議會關於「時薪」的建議（最弱勢勞工），至於「月薪」調升，係要求做好幾項統計數字的「基本功夫」後再調，目的無非是建立調整基本工資的「基礎建設」，勞動部不妨調卷看看當時要求的「基本功夫」是否都練好了，也可順便檢討一下決策品質的基礎。當然如認為調整基本工資，不需要基本功夫，則另當別論。

勞保薪資及納稅資料不可靠

基本工資調整的決策者至少要知道領取基本工資的「實際」⼈數、整體薪資結構、基本工資升降觸發對其他所得者的影響、乃至跨國Kaitz index「相同基礎」的比較。歷來勞委會或勞動部雖熱衷提高基本工資，但懈於做「紮馬步」的基本功夫。在此大數據時代，上述數據真實而全貌的顯示，應該不難。

勞動部不宜再靠其他單位的推估資料或以低報的勞保薪資計算全國領取基本工資的本勞⼈數。長年以來，各界都批評勞保投保「高薪低報」，所以真正領取基本工資者，人數應該更低。果真如此，每年一次大拜拜，除提高勞健保費負擔、增加勞健保收入外，似乎白忙一場。

財稅資料中心的檔案也不足為憑，因為代表性不足，也未區分專職或part time。報載財政部熱心插花，表示依納稅資料，台灣「月薪眾數」貼近基本工資，故支持調薪，但這也無助於說明真正⼈數，更何況納稅資料原就不能代表實際收入狀況。

一個政策決定當然需要一些數據，在本案最需要當然是「有多少⼈領取基本工資（或以下）？」勞動部對外所說數字，在該部相關統計資料沒有，在職類薪資調查中也無，那又如何判斷一個決策的影響與利弊？所以勞動部有必要解釋125萬人（月薪）及39萬人（時薪）獲益的依據。

跨國指標比較

調高基本工資是否贏過中國、輸日韓，如果跨國比較使用絕對數字，將令⼈懷疑決策品質，其實半世紀以來，國際皆以Kaitz index（最低薪資/平均所得）做橫向比較，勞動部如展示各國的index，豈不更具說服力。

在數位時代，勞動部務必利用大數據，精準統計國內薪資結構，尤其是本地勞工實際領取基本⼯資的⼈數（勿再援用報繳勞保費的資料），以確實了解現狀及提高後的衝擊與影響。統計資料精確後，則務必再以國際同一標準計算基本工資占平均薪資的比例（即所謂的Kaitz index），以便與其他經貿競爭對手做跨國性比較。

基本工資超過自動化科技成本 加速邊際勞工退場

提高基本工資，不應以政客邀宴、企業買單的方式，此終將影響就業機會(尤其是機器⼈/自助機器當紅的時代)。對於最低工資之提高究竟是有多少本國藉勞工受惠?還是只有利於外勞? 究竟是有利還是傷害「邊際勞工」?以及對於國外提高最低工資後自助機器⼤量問世的現象都加以研究。

所謂市場原則，無非是認為工資是⼀種價格，應由供需決定，如在供需均衡價格之上再予置喙或訂定一法定的最低工資，則供需曲線即會顯示工作機會的減少，甚至引發原已離開勞動市場的勞工歸隊，此舉受影響最大的一定是邊際勞工，諷刺的是邊際勞工原是基本工資要保障的對象。

新聞出處：新世代金融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