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有機會參加一場金融市場發展的討論，簡報人有一段有趣的說明：「金融業從業人員由95年的67萬人成長至104年的83萬人，提供社會7%的就業機會」，但他又說：「這是金管會調查各金融機構後的數字，如果依主計處抽樣統計推估，金融業從業人員近幾年都維持在35萬人」。

83萬與35萬，孰是孰非？不是實際調查統計的人，恐怕很難臆斷。不過金管會是透過業務局及周邊單位實際調查從業人數，其數據之大，應已等同統計上的母體；而主計處則以「抽樣方式進行統計推估」，照理說，精確度應不及前者。

這與四天前甫上任的新院長有何關係？倒不是因為他曾經擔任行政院主計長，而是與決策所倚賴的各種統計數字精確度有關，尤其是GDP的統計。

約莫四週前，新院長在內閣共識營談到今年的GDP，表示保一「恐怕做不到」；八天後在電子媒體專訪時則解釋：「GDP也許是我們在追求經濟生活改善的重要目標，但不是唯一的目標」，他又說：「GDP之外，怎麼使生活品質能夠提升，有一個安定的社會，這也很重要」，看看今年以來IMF對世界景氣的預測，也知道林揆所言不差（保一難），但GDP對我們到底具有何種意涵？「生活品質」與「安定社會」是否「GDP之外」的事？以及GDP的統計應否改善，都是有趣又嚴肅的話題。

GDP（國內生產毛額）對一般民眾而言，好像是國力的象徵，成長則喜，降低則憂。理論上言，GDP是一國境內生產最終商品及服務的整體市場價值，源自上世紀三〇年代起，原意是在衡量國家的生產力，近代則被認為是國民經濟福祉的指標。

但因許多「非最終商品」或不具「市場」價值的服務，被排除在GDP外，引發不少爭議。美國經濟學教科書常引用羅勃甘迺迪在1968年3月的一場演講：「GDP沒有考慮到兒童的健康狀況、教育品質或遊戲時的快樂。也沒有包括詩詞的優美及婚姻的堅定，……它衡量許多項目，但無法告訴我們，是什麼讓生命更有意義….」。誠然傳統GDP觀念，因創設於戰時強調供給及戰後強調需求的年代，所以衡量生產力為其主要考量，甘迺迪所說雖係競選語言，對後來經濟學者改善GDP的定義與計算卻有其意義。GDP固然沒有計入兒童健康、教育品質、快樂乃至文化之美，但一般也承認較高的GDP，有助於提供較好的生活品質及安定的生活，而且當國民生活無虞時，一些有助社會和諧的特質較易培養，「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古有明訓，所以「生活品質」與「安定社會」應不全然是GDP以外的東西。

在大多數情況下，GDP是衡量經濟福祉的良好指標，但不能說完美，例如週休二日、工時上限的規劃，倘所有勞工天天無休、早出晚歸，GDP也許增加，但不能因此說國民更快樂。次外，確有許多增進生活品質品味的事物不在GDP內，例如照料親人、料理家務甚至志工服務，因沒有上述的市場價值，就被排除在GDP外，所以經濟學大師山繆遜曾打趣說，一位男士與家中女僕結婚後，GDP就下降了!也因此近來才有GDP Plus的觀念產生。

新院長對GDP有正確的認識，但GDP究應如何修正計算，使GDP不僅可真正跨時代進行比較，更可以在傳統冰冷的生產力外，又能衡量真正的國民福祉，這也是新院長的比較優勢所在。尤其在此大數據時代，電腦演算能力倍蓰於前，大力改進統計的方法及各項決策數據的精確度，將是新院長上任後可影響深遠的決定，GDP「保一」只是極短期的事，為中長期建樹立基，才是功德！更何況加上一些精神層面的元素後，新GDP可能有不同的結果。

新聞出處：本文刊載於2016.05.27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