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時，非洲辛巴威貨幣體系瀕臨崩解，惡性通膨使鈔票發行面額一再提高，最高曾達一張一百兆元，也就是1後面加十四個零，同時該國承認有八種外幣可為法償（legal tender）通行於境內（亂！）。本年6/5該國宣布將執行「去貨幣化」（demonetize），也就是該國將沒有本國貨幣，並自下月底執行。

回顧辛巴威自1980年獨立時，還是非洲少數的繁榮國家，但在強人穆加比統治下，獨立後16年人均GDP跌掉1/3，之後廾年又折損1/3，目前則不到五百美元；失業率超過八成，投資停頓，通膨嚇人，對此美國德州大學經濟系教授Roger Miller分析，是因為穆加比鄙視法治，不尊重法律保障的財產權，動輒沒收人民土地、徵收物資及食物，以致投資及工作意願低落，陷於今日困境。

但徒有法治，也不保證經濟當然正面發展。維吉尼亞大學的P. Mahoney教授曾比較不同法系與經濟發展關係，其結論認為普通法系國家（Common Law亦稱英美法系）比大陸法系國家經濟發展更具優勢。但詳細檢視其研究，普通法系指的是政府角色被限縮，司法體系角色較積極，而大陸法系則代表行政、立法體系較強勢而有機會賦予或剝奪特定團體的利益。

回想本年五月間陳長文律師發表「柯文哲追殺的是法治」一文，強調法治之存在，可節制人性的濫權，行政單位不能以「合法但不合理」而合理化其「個人觀感」。文章發表後，除柯市長「我都被法治踐踏」的反應外，網路反對陳文的多於贊成，以柯市長在網路上的人氣言（雖已降低），有此現象倒也不意外。不過這也凸顯台灣的問題，「就法論法，就事論事」，不如「因人論事，因人易法」。

法治（Rule of Law）在避免人治（Rule of Man）隨心所欲的不確定性。法治畢竟代表公開透明的遊戲規則，依法執行就會產生可預期的結果。不必擔心特權介入，不必恐懼濫權枉法，一旦國民對依法運作的機制產生信賴，就願意對未來投資（在此之投資不只是金錢，也包括成家立業工作耕耘的付出），社會、經濟、政治才有穩定發展的基礎。因為在法治的觀念下，沒有人能凌駕法律之上，任何機關均應服膺法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因此依法治理伴生的就是可確定性、可預期性、可信賴性。在這些元素的孕育下，社會付出的成本也就最低。

當然我們也應認知Rule of Law與Rule by Law有所差別，後者可能發生惡法亦法、執行失衡的問題。不過在法治的社會裏，制度上也有救濟的設計，包括法規的修正（立法）、訴訟的審理（司法）等，所以即使是民主產生的統治者，也應尊重司法，認為法規不當（不合理或觀感不佳）就應循序修法，而不是以政治凌駕法治，強求當事者繞過（by pass）法規，另尋符合其個人感覺的解決方案，如此權利義務狀態將難以合理預期，社會成本也必然高而不確定。中華民國是大陸法系國家，因此不得不回想到之前Mahoney教授對普通（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描述，思考衡平大陸法系缺失之道。法治不容懷疑，首長自稱「我都被法治踐踏」，並不是正確的示範。人人都在法治之下，不能因此說是被法治踐踏，難道柯市長想反過來踐踏法治?法治也許不是無缺點，但成本卻是最低。倒是如何結合眾人力量，包括熱心法治的學者、專精英美法的陳長文律師，在大陸法系「行政、立法體系較有機會賦予或剝奪特定人利益」的環境下，共同督促司法界提升效能與水準，應該是目前維護法治最重要的手段。或許可仿美國已停辦的Stella awards（史特拉獎）每年甄選所謂的「恐龍」判決進行討論，應有助於司法官的自我警覺與惕勵，強化司法公信力，進而補正大陸法系的不足。當然，行政、立法首長乃至政黨領袖面對法治的謙抑與尊重，還是不可或缺。

新聞出處：本文刊載於2015.08.11工商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