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在HBL冠軍爭霸賽，看到一場感動的好球，松山高中逆轉泰山高中，在過程中，眼見球員的認真拼勁，感受到賽事的戲劇張力，心情難免起伏。雖然球賽精采，又採免費入場，但難得用於球賽的小巨蛋並未滿座。

今年稍早，江蕙宣告「封麥」舉辦告別演唱會，最高票價達6,800元，16場門票轉眼售罄，加演九場也迅速秒殺。如果以價格對供需的影響言，同是稀有資源，為何HBL票價低到不要錢，仍未引發需求？而告別演唱會，票價高到65小時的基本工資，仍不能阻退需求？

演唱會購票風波發生後，部分不滿的歌迷，就開始指責售票系統、黃牛套利、政府失職。售票單位因而慌亂，以致現場售票的規則一再改動，造成更多不滿；在此情形下，政府單位當然要出面說明，於是消保處出面邀文化部、內政部警政署會商，呼籲勿買黃牛票，希望主辦單位善盡社會責任等。警政署雖表示舉報黃牛只有三件，但也研議要提高社會秩序維護法的罰則。至於政治人物，不免插上一腳，不知是見獵心喜，還是關心民眾，先後有市長呼籲在高雄、台中加開演唱會，以饗觀眾。

首先看黃牛票問題，黃牛票是一項從不曾禁絕的「服務」，從早期的電影票、球票、車票乃至演唱會門票，只要有市場，黃牛票就存在。從經濟行為看，黃牛票其實是「跑腿」的服務，提供給懶得自行買票或來不及買票的觀眾（不論是排隊或線上）。如果黃牛只是單純代為購票，分文不加，相信眾人感謝，所以問題出在「加價轉售」，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4條第二款規定「非供自用，購買運輸、遊樂票券而轉售圖利者」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幣一萬八千元以下罰鍰。但事實上，在工商社會中商品不供自用而轉售圖利者，比比皆是，為何獨罰此二種行為？有人解釋應該是社維法第一條的目的「公共秩序」被破壞。

黃牛為何不搶HBL門票而去搶江蕙演唱會門票？從經濟學觀點看，黃牛（通常是時間機會成本較低的人）發現一項商機（門票的訂價低於市場預期的均衡價格），所以才勇於投入排隊或上網搶票的行列。HBL定價低到零仍沒有黃牛，是因為均衡價格也極低，其差額不足以彌補機會成本。所以簡單的說，黃牛票的產生是因為定價過低，尤其在稀有資源供給曲線幾近僵固垂直的情形，更是如此。警政署有意提高罰則其實是經濟反智的結論，遊樂票券的黃牛票爭議，應該由市場以經濟手段解決。至於運輸票券，因為價格訂定，常由政府核定，很難自行訂價，黃牛票就比較有可罰的基礎。

雖然黃牛是以較低的時間機會成本換取價差，而需求價格高（不在乎出錢）機會成本高（沒時間）的人，也因此輕鬆取得票券，在資源分配上似較有效率，但黃牛的介入，也一定影響口袋不深但極想觀賞的人，從而必然引發不公平的爭議。

江蕙如大幅提高定價，固符合經濟學原理，但也必然背上「臨別撈錢」「獨厚富人」「有負歌迷」的罵名；稀有資源增加供給，例如：加場，有其本質上的極限，三年前維也納交響樂團在室外轉播的方式，也是窮則變後不得已的做法。學者Frey & Pommerehne有名的「十人五瓶水」教案，也顯示供給量相對固定的商品，在民粹式的公平要求下，有先天的難處。

最頭痛的是政治人物的攪局，頻頻呼籲加場，如果不是不懂經濟學，就是藉綁架江蕙做做討好市民的假動作。沒想到江蕙封麥，最終得利的是黃牛與政客。

新聞出處：本文刊載於2015.07.28經濟日報